2022年，我带着希望来到新西兰，刚刚经历在美国疫情期间照护患者的创伤与心碎。我灵魂和良知上的伤口依然鲜活，而比起治愈自己，我更渴望寻找希望。
疫情以极高的效率撕下了美国医疗体系“全球最先进”的虚假面具，露出了其背后的可怕现实——这个体系以疾病牟利，完全没有动力让人真正恢复健康。我曾写信给学生、实习医生和同事们：“我依然热爱行医，只是我们真正能做的医疗工作太少了。”
美国医生越来越像数据录入员，整天忙着填写病人资料，看似在提供医疗服务，实则只是为了从每次就诊中榨取更多利润。我能感觉到自己的临床实践正在被这个体系扭曲。
在我的公开信中，我写道：“我选择离开，因为我想体验一个保障医疗服务、以健康为核心而非以利润为目的的体系。”我想看看这种不同的医疗模式能教会我什么。
初到新西兰的希望与成长
刚到新西兰的日子，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，充满学习、成长和对医疗工作的重新点燃的热情。没有了与保险公司争执医疗费用、也不再需要为了“编码升级”在病历里堆砌细节，我唯一要考虑的就是——如何让病人感觉更好？
这让我感到无比自由，同时也充满挑战。在这家小型的地方医院里，身边几乎没有其他专科医生可以随时咨询，而我们的转诊中心只能通过飞机抵达。这让我不得不重新掌握广泛的内科知识，涵盖心脏病学、神经学、肺病学等在医学院学过、但因久未使用而生疏的领域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终于有时间深入学习，因为不再受困于繁琐的文书工作。
有时我会想，我来到新西兰时，医生生涯仿佛还处于青少年阶段——或许不是幼虫，但至少是蛹。我至今记得那些让我蜕变成如今这名医生的病例：第一次用溶栓药治疗心肌梗塞，第一次通过药物加快患者心律，从而终止可能导致心脏骤停的持续性心律失常。
看到裂缝的那一刻
然而，随着我的临床经验增长，我也逐渐看到了系统中的裂缝。在美国，我从未使用过溶栓药治疗心脏病，因为患者通常会在一小时内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检查。而在这里，我们的患者需要搭乘飞机转院，而对于相对较轻的NSTEMI（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）患者，等待转诊的时间往往超过一周。在美国，超过24小时的等待就属于次优治疗，新西兰的标准是72小时内完成转诊，而现实情况却远远达不到这个目标。
事实上，全国各地的三级医院都面临人员短缺、资金不足、病患超负荷的困境。我在转诊患者时，能明显感受到对方医院的医生在礼貌地寻找拒绝收治的理由，因为他们实在没有空位。而且情况只在恶化——2016年，72小时内完成NSTEMI转诊的比例为70%，到了2023年，这一比例降至24%。
与此同时，我所在的小型医院的医护人员数量也在不断减少。短期医生的流动性极高，大多数只待六个月、一年、最多两年便离开。我们只能依赖代理医生（locum）填补空缺，但高流动率不仅影响团队协作，也使我们无法根据老龄化人口的需求发展新的医疗服务。
然而，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这些服务优化，更谈不上对未来两年、五年或十年的医疗体系进行战略规划。我们每天都像在灭火，试图一边飞行一边修理飞机。人手不足、工作负担日益加重，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今天不会发生意外，不会有病人因系统崩溃而受到伤害。
沉默的领导层
由于长期的人员短缺已经让多个科室濒临崩溃，我们的资深医生团队在2024年8月联名向Health New Zealand/Te Whatu Ora及卫生部长发出求助信。然而，在过去的32周里，尽管我们接待了多次区域和国家级领导的访问，并召开了14场招聘会议，但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
为什么填补这些岗位如此困难？本地医院本就难以吸引医生——这里地处偏远，许多新西兰人都低估了这个地方的价值。虽然理论上医生的薪资在全国范围内应保持一致，但我们从同行口中得知，其他地区提供更高的报酬和额外补贴。更重要的是，与澳大利亚相比，在新西兰当医生意味着薪资减少约40%。这也难怪目前新西兰缺少约1800名高级医生（相当于所需医疗人力的25%），而我所在的医院，高级医生的空缺率已超过35%。
此外，我们还被低效且极不可靠的招聘体系所拖累。招聘过程充满漏洞——面试安排混乱，合格的候选人往往要等待数周甚至数月才能收到聘书，有些医生甚至因为医师注册或签证手续无人跟进，最终无法入职。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虽尽力而为，但经验不足、管理混乱，人手也远远不够，根本无法解决这场人员危机。
即将崩溃的医疗体系
结果就是，多个科室已接近瘫痪。我们只有一名兼职放射科医生；有时手术室因麻醉师短缺而无法运作。在我所在的内科病房，我们即将面临仅靠两名固定医生和若干短期医生，支撑四个住院病区和全天候值班服务的困境。
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工作的地方。许多医生曾在这里接受培训，最终选择留下，因为这里的医疗工作充满价值，而且适合生活、养家。我的孩子们在这里成长得超出我的预期。尽管资源有限，我们依然为社区提供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医疗服务——因为我们的病人是我们的邻居、家人和朋友。
正因如此，我仍然留在这里。我在乎这片社区、我的同事，以及那些与我共同学习的年轻医生。然而，要让这种医疗工作保持意义，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同行来确保患者获得应有的优质护理。Health NZ和卫生部的无作为，让我们的体系已陷入危急状态，部分服务今年可能被迫关闭。
政府的回应依旧是削减预算、调整组织架构，然而承诺的基层医疗再投资却迟迟未见踪影，我身边的同事反而比一年前更少了。
真正的问题在于，我们需要的不是“精简后勤人员”这样的表面文章。那些被削减、未被补充或从未被聘请的“后勤人员”，原本可以减轻医生们日益增加的行政负担，让我们重返临床工作。而更关键的是，政府至今未能拿出有效方案，遏制医生的大量流失，也没有足够的激励措施让他们回国。
新西兰必须决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医疗体系——是一个支离破碎、拖累经济、导致可预防疾病和死亡的次优系统，还是一个健全可靠、能够保障全民健康的体系。
我选择留下，因为我仍然怀抱希望——希望新西兰人能够站出来，支持后者，让我能继续在这片土地上，做我深爱的医疗工作。
网友Helen Raskin表示：「谢谢你直言不讳，Alex。你的文章让我悲伤、愤怒又沮丧，读到最后泪流满面。像你这样的声音必须被那些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人听见并重视。然而，我担心我们这个国家缺乏勇气和决心来推动真正的变革，最终会失去你和和你一样的人。而谁又能责怪你们呢？」
网友Peter Wood 感叹：「在新冠强制令之下，我们失去了多少医生和护士？如果我们的卫生部门领导层能正视这一悲剧，欢迎这些人回来，甚至给予补偿，或许我们能看到态度的转变。我猜想，提高所有医护人员的薪资也是必须的。但与当前迫在眉睫的医疗崩溃相比，这笔钱根本算不上什么。而没有任何政府能承受这场危机的后果。」
网友Greg West-Walker惊呼：「一篇精彩而坦诚的文章！感谢作者的撰写！」
网友Pat McIntosh指出：「Peter——因新冠强制令离开的医生微乎其微，因为绝大多数医生都希望用最有效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新冠影响，他们乐于接种疫苗。我们真正失去医生的原因是低效的招聘流程、糟糕的管理、临床上不安全的工作负荷以及过低的薪资。」
Richard Keller ：「谢谢你，Pat。Peter，你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？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，当前政府的方向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有何相似之处？这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想我们都知道，但这个话题已成禁忌。」
Ian Thomson认为：「这届政府的计划，不就是故意让公共医疗系统崩溃，藉此为推动私营医疗系统铺路吗？这不正是你当初来到这里想要逃避的那种体系吗？」
